华为们的反击之道
智能时代，信息技术是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从中兴事件、华为事件至今，“贸易战”的幌子之下，特朗普发动“科技战”的本质已经浮出水面。
借中美贸易逆差这一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事实相要挟，名正言顺地对中国企业的跨境收购和国际合作进行封杀，从而抑制中国信息技术的创新崛起，或许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
美国恐惧并打压华为的本质原因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近日撰文分析指出，信息技术由三个战略核心组成：一、芯片/半导体，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心脏，负责信息的计算处理；二、软件/操作系统，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大脑，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调度；三、通信，即信息智能社会的神经纤维和神经末梢，负责信息的传输与接收。
总的来看，中国在通信和智能手机终端市场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难以撼动美国的垄断地位，软件互联网云计算等领域最为薄弱。美国则是半导体集成电路、软件互联网云计算和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绝对霸主。
而目前全球科技企业中能够同时在这三个战略核心领域发起冲锋的，仅有华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18年公布报告显示，在全球众多著名公司提交的专利数排名中，华为在2018年全年共申请了5405件专利，排名全球首位，比排名第二的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2812件）和第三的美国英特尔公司（2499件）申请的专利总数还多，一举打破了以往由美、英、日垄断的前三位置。
尤其在5G领域，根据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发布的全球5G核心必要专利数排名中，华为以1970件的专利数排名第一，超出排第二的诺基亚多33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发布的一份5G专利报告中显示，全球为5G标准做出技术贡献最大的公司排名中，华为全球第一。
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排名
图片来源：中国信通院知识产权中心
种种数据一再证明，华为已经在通信、芯片设计等数个领域打破了美国的高科技垄断壁垒，成为了全球通信领域技术的引领者。而这，才是华为让美国政客真正感到恐惧并招致战略打压的本质原因。
扭住核心技术攻关这个“牛鼻子”
事实上，近期中美贸易战转向科技战的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将中国科技企业视为竞争对手，正在不遗余力地进行遏制。这让我们清醒认识到，“买来”“学来”并不现实，还是要扎扎实实地自己进行开发研究，这是唯一一条不看别人脸色的路。
5月22日，英国芯片设计公司ARM决定暂停与华为的业务往来，这已足够为我们敲响警钟。
相信大多数人对ARM的名字都不陌生，毕竟这是一家凭借自身技术助推整个智能手机时代的公司。其拳头产品“ARM处理器”的特点是采用RISC（精简指令集）对计算机底层运行的精简，让整个处理器更加高效。这也让其在电源有限、移动使用的智能终端时代，成为了最优的选择。
ARM自己不销售实体产品，而是只销售技术授权，从最基础的指令集，再到特定的Core设计，甚至是后续的处理器优化，都有专门的技术授权项目。
ARM的设计构成了全球大多数移动设备处理器的基础，其盈利模式主要依靠授权。
图片来源：网络
根据ARM自己的财报，2018财年中国区的销售额占了ARM全球销售额的约20%，而这个数字绝大部分都是华为海思贡献的。虽然根据现有信息，华为很可能已经获得了ARMv8指令集的永久授权，但糟糕的是，还在不断迭代更新的ARM Core授权、以及处理器改进优化、深层次的协作等，或许都会受到暂停合作的影响。
有媒体称，如果华为依旧想要在自家产品上保持芯片足够的竞争力，那么华为实际上就要完成原来“ARM+竞争对手”的工作量。但考虑到ARM是一家在RISC处理器领域深耕了快30年、拥有超过6000名员工的老牌半导体公司，华为海思目前承受的挑战或许过大……
在今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重点强调了这一问题。谈及中美贸易争端大背景下我国科技企业遭遇到的种种挑战，王志军表示——
我国制造业要真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必须扭住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个“牛鼻子”，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填空白。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关键是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引导和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我们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聚焦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等为突破口，引导企业加强研发攻关和应用推广；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及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强化国家战略引领，引导创新要素更多投向核心技术攻关，大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王志军说。
不对“基础研究”下苦功
就是在沙堆上起高楼
那么，应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真正提高中国科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呢？
王志军表示，要建立健全基础研究支撑体系。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的前瞻部署，推动不同领域创新要素有效对接，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引导技术能力突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加强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成为核心关键词。
科技企业技术能力的长期发展是受制于基础研究水平的。换言之，如果这些大企业没有基础研究的源头作支撑，就无法摆脱美国长臂管辖的束缚，未来发展很容易被扼住喉咙。
近日，马化腾也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发展前沿，拿来主义的空间越来越少。最近中兴、华为事件愈演愈烈，我们也时刻关注贸易战是否会演变成科技战。因此，如果我们不继续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上下苦功，我们的数字经济就是在沙堆上起高楼，难以为继，更谈不上新旧动能转化或者助力高质量发展。”马化腾说道。
我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底子可谓薄弱，历史上通过基础科学认识世界的成果也寥寥可数。这样的历史积淀或许意味着我们整个社会的科研现状很难快速扭转，但快马加鞭迎头赶上的迫切性已不言自明。
加速健全我国基础研究支撑体系的一个关键路径，是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具体而言，要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健全技术创新基金运行机制，同时引导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领域投入。
国家投资结合社会资源的好处在于，企业海量的应用场景和运用需求可对基础科研的研究方向提出要求，以倒逼研发方向。如果基础科研的方向能够与科技企业的需求高效结合、密切互动，必将迸发出巨大能量。由此，国家应该搭建起更多的基础科学研究平台，在保证足额投入的同时也鼓励企业投资，从而形成一种多元化的机构模式。
另一个关键路径，是力促龙头企业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联合科研，开展核心技术研发攻关。
在这方面，或许我们可以向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借鉴经验。贝尔实验室是美国通讯公司AT&T的下属研究机构，也是晶体管、通信卫星、电子数字计算机以及通信网等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AT&T以垄断电信行业的收益来支撑贝尔实验室，足以反映出他们对科研工作的高度重视。
1947年，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参与这项研究的约翰·巴丁、威廉·萧克利、华特·豪舍·布拉顿于195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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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国的龙头企业也能够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学术力量进行协同研究，形成科研潜力与企业需求紧密结合的新机制，一定能够加速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从而事半功倍地实现目标。
今日，王志军也就此问题表示，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产学研用联合体，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开展核心技术研发攻关。面向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建设集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为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惩罚力度，为产业协同创新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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